红军游戏单机游戏(红军的游戏有哪些)

访客游戏攻略 2024-04-29 23:35:02 11 0 红军游戏单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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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军革命的故事

　　革命教育的小故事:

　　1.“牛司令”

　　毛泽东少年时代和同伴放牛时，经常在山坡上玩耍，一玩起来往往就误了放牛，要么是到了时间牛还没有吃饱，要么是牛跑到人家的田里去啃庄稼。怎样才能既保证放好牛，又让大家玩得痛快？毛泽东和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他把同伴们组织起来分成三班：一班看牛，不让它们吃了庄稼；一班割草；一班去采野果子。每天轮班，今天看牛的，明天割草，后天去采野果子。这样，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快到晌午的时候，大家都回到了原来聚会的地方。看牛的孩子们，让牛吃得滚圆滚圆的；割草的孩子们，都装满了一大篓子；采野果子的孩子们，从山里带回来大堆大堆美味的野果……这时候，毛泽东就把草和果子拿来，合理地分给每个人。有时不够分了，他就少分一点。而有剩余的草，他就用绳拴起吊在树枝上，谁能跳起来抓着就归谁。和毛泽东一起，不仅能放好牛，而且玩得痛快，因此，小伙伴都乐意同毛泽东一起放牛，称他为“牛司令”。

　　2.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3.儿童团团长海娃

　　这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4.杨靖宇的故事

　　杨靖宇1905年2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十）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古城乡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幼时在村私塾就读，191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确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有一件事情让老师记忆犹新：有一天，杨靖宇在学校学习（学习情况已无从考证），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大叫，原来是老张被几个兵痞打。于是他们就出来围观。忽然，有一个高高的男孩大叫了一声：“你们太欺负人了！”于是，所有的学生都跟着嚷道。一个兵痞圣气凌凌地说：“怎么拉？他得罪我们了，就该挨！”于是，那个高个子男孩一挥手，说：“上。”几十个学生就连打带赶地把他们赶出了学校，救了老张一命。那个高个子男孩就是杨靖宇。那几个兵痞不甘心，觉得太丢脸。于是第二天，他们又叫来更多的兵痞，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一进学校，就嚷着要找昨天那个高个子男孩。校长急了，就一个劲地道歉。兵痞不听。

　　在这时，杨靖宇爬到房子上，拿着火柴，对兵痞说：“知道这是什么么？是洋火！你们不走，我就把房子烧了。”校长也赶忙说：“诶，我们也管不住他。你们还是走吧，这孩子，你们不走，把他逼急了，他一定会烧。房子烧了，你们头也不会饶你们。快走吧。”于是，兵痞们就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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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岭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

　　陈毅战斗在梅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后，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于1935年3月率部突围来到信丰县与大余县的边界——油山，并在赣粤边北山、梅山、油山之间的广阔山区，领导红军游击队，坚持了坚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8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当时，梅岭是重要的游击根据地。在无数革命群众的支持掩护下，陈毅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革命战歌。

　　运筹帷幄在长岭

　　雄伟的罗霄山脉经井冈山向南延伸，其末梢到达江西南部的赣粤湘边，仍一直顽强地向东南伸展。在江西大余县与广东南雄县的边界上，有一座梅岭，古时唤作大庾岭，地势险要，奇峰叠秀，逶迤数百里，是赣粤边界的一道天然屏障。梅岭有一隘口，叫梅关，关楼雄跨赣粤两省。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突围长征，留守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项英、陈毅领导下，英勇抗击数十倍于己的***军，拥护主力红**移，保卫红色苏维埃。

　　1935年3月，项英、陈毅率部突围来到赣粤边的油山。4月上旬，又从油山转移到大余县西南部的北山山区。大余县河洞乡长岭村就位于北山中。

　　为统一干部思想，使部队彻底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方式，1935年4月中旬的一天，项英、陈毅在长岭村贫苦农民罗学文家的厅堂里，主持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史称“长岭会议”。

　　陈毅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目前革命虽然遭受到了挫折，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我们只要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现在的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十个人的队伍，几十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个人的队伍，几百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和发展了，与北方的红军主力配合，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就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陈毅着重批评了盲动主义情绪，批评那些想把赣粤边搞成第二个中央苏区的思想。他说：“如果跟敌人硬拼，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目前我们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留一个战士，将来局面打开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去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些财富。革命的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我们要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陈毅还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精神，提出了迅速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作风的问题，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会议一致通过了坚持游击战争的“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的方针；制定了长期作战的斗争策略；对部队进行了分兵游击的部署。

　　长岭会议，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分局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和策略，实行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由苏区工作作风到游击区工作作风的转变，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

　　长岭会议以后，红军游击队将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与群众工作、军事工作与教育工作相结合，不断打击敌人，宣传政策，组织群众，坚持斗争。不但粉碎了***军对游击区的大举“进剿”，坚守了油山游击区，扩大了北山游击区，巩固了信康赣游击区，还开辟了三南游击区、上崇游击区，胜利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使革命的红旗在赣、粤、湘边高高飘扬。

　　然而，1935年5月31日，***代表何应钦却与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天津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我国河北、察哈尔的**大部出卖给日本。

　　这年秋，陈毅知道后，登上大庾岭，气愤激昂地赋诗一首《登大庾岭》：

　　大庾岭上暮天低，

　　欧亚风云望欲迷。

　　国贼卖尽一抔土，

　　弥天烽火举红旗。

　　妙计偷渡出梅关

　　长岭会议结束后，部队按计划实行分兵。项英、陈毅等指挥部负责人率贺敏学、游世雄游击大队100多人在河洞山区周旋。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驻大余县河洞乡棚洞村，指挥各地游击斗争。

　　面对数十倍于已的敌人和红军的失利，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于1935年5月2日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只身投奔***粤军余汉谋，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1935年10月，龚楚带着***给他配备的卫队30多人，伪装成游击队来到赣粤边的北山，企图捉拿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领导人。

　　龚楚到达北山后，在河洞的天井洞遇见了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在龚楚的威逼利诱下，何长林也跟着叛变了。龚楚、何长林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通知红军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北山龙须石参加会议。一些人员接到通知后陆续前来，谁知龚楚的卫队已将会场包围。会场上龚楚撕下伪装，说跟着共产党和红军没有出路，要大家跟他走，参会人员一听才知道龚、何已经叛变，于是愤起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除贺敏学和赖文泰等八九人冲出包围外，其余30多人壮烈牺牲。

　　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带领粤军向特委机关驻地帽子峰方坑进犯，途中遇见侦察班长吴少华，便欺骗说：“有重要工作要向项英、陈毅首长汇报，快带我们去。”机警的吴少华发觉龚的人员服装整齐，而且武器精良，大多是广东人，应该是***的伪装队伍。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后，吴少华在龚卫队的枪口下沉着应对，在到达特委机关驻地附近时不顾安危，抢先登山，并大声通知站岗哨兵鸣枪报警。龚楚和何长林不知游击队虚实，不敢冒然进攻，乱放一阵枪后只得仓皇撤走。项英、陈毅等特委机关领导人听到枪声，立即撤离，分散隐蔽，才幸免难。这就是“北山事件”。

　　后来，陈毅同志回忆起“北山事件”时，仍然说，“这次是很危险”，“那个警卫员（吴少华）要是叛变就没办法了”，“要是龚楚沉着点”，“也可以抓到我们”。但叛徒是贪生怕死的，而真正的革命者才是沉着冷静为了革命不顾个人安危的。

　　1935年10月，“北山事件”后，项英、陈毅料定敌人已经发现了特委机关驻地，一定会对北山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于是决定将赣粤边特委机关和领导干部转移并分散到梅山、油山等地。可是从北山到油山和梅山，途中必须经过敌人重兵把守的梅关。这段时间，北山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都层层布下岗哨，派兵严密封锁。在梅关公路线上，岗哨林立，一辆辆敌军军车往来于广东南雄和大余之间。如何通过梅关呢？

　　但是，陈毅想出了一个妙计偷渡梅关。项英、陈毅先将转移部队在离梅关几十里的山中隐蔽起来。几天过后，***军布置在大小路口的岗哨没有发现红军游击队，都麻痹懈怠了。这时，部队再趁月夜，上路行动。而到离梅关不远处时，部队又离开山路，走上大道，直奔梅关。果然，这时敌人只注意严密封锁山间小道，大路上反而放松了警戒。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顺利通过了敌人公路封锁线，越过梅关天险。部队在通过梅关后，攀藤附葛登上了离梅关不远处的仙人岭。站在仙人岭上，陈毅豁然开朗。放眼望去，北面是大余城里的万家灯火，南面传来阵阵鸡鸣犬吠。天亮时分，陈毅安排大家就地躺憩。呼噜一觉醒来，陈毅惬意爽朗，风趣说道：“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哩，头枕江西，脚踩广东噢。”逗得众人大笑不止。随即，陈毅乘兴而作《偷渡梅关》：

　　敌垒穿空雁阵开，

　　连天衰草月迟来。

　　攀藤附葛君须记，

　　万载梅关著劫灰。

　　梅山脱险迎曙光

　　1935年10月，偷渡梅关成功后，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转来梅山，选择在斋坑搭棚居住。早在红军长征前夕，梅山地区就成了重要的游击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南雄游击队常在这一带活动。并且此地临近大余县城和赣粤交通大道，消息灵通，给养易筹。立脚后，即布置地下党组织，在大余城驿使门外梅峰桥边开了一爿“广启安”糖铺作掩护，设立了秘密联络站，由地下党员黄亚光当“店老板”。随后，又派陈海以“养路队员”身份住县城，对驻余***军进行兵运工作。

　　“西安事变”后，形势激剧变化，长期驻守梅山密林中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近三年的项英、陈毅，急切盼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也曾要陈海为这事想方设法。

　　1937年5月1日，陈海循例来到特委驻地——梅山斋坑，向项英、陈毅汇报工作后，在回程路上碰到叛徒李品仙带着一队***军巡逻，当即把他抓住押至***四十六师驻大余城的一个团部。陈海这个软骨头，受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叛变投敌，竟与敌合谋，导演了一幕诱捕驻梅山游击队负责人“重要领导”的丑戏。

　　5月2日，由陈海亲书：“中央从上海已派人来到大余，要在县城春花旅社会见驻梅山的游击队负责人。”让联络站交通员赶送到斋坑。

　　当陈毅收到陈海的来信时，大家感到十分高兴。陈毅决定亲自前往，便邀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做伴带路。

　　5月2日中午时分，陈毅、黄赞龙来到城里，找上陈海住家。见他老婆在家门口洗衣服，便上前问道：“陈海先生在家吗？”她头也不抬地回答：“去了团部。”

　　陈毅和黄赞龙把“团部”误听成了“糖铺”，两人遂即去到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广启安”糖铺。一见店门贴了***军的封条。正疑惑间，店旁一老人上前扯着陈毅、黄赞龙进屋，急切相告：“陈海叛变了，店铺昨夜抄了，黄亚光被抓了，你们赶快走！”陈毅、黄赞龙沉着地从后门走出，分道回山。

　　原来，陈海这个叛徒，邀功心切。没等到“重要领导”来县城，就自恃山路娴熟，亲带***一个营进山围捕。待在斋坑的同志，一心盼望与中央取上联系的“喜讯”，哪曾料到陈毅、黄赞龙尚未回山，驻地却被敌人包围，遭受突然袭击。放哨的警卫员曾忠山发觉敌人从后山进入驻地，当即开枪，打死一个迎面窜来的敌兵，大喊：“反动派来了！”随即滚下山坡，冲出重围。在棚子里的同志闻警，赶忙转移到旁边一座芦苇山中隐蔽。不幸的是担任交通员兼炊事工作的彭茶妹被敌人抓住。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她、拷打她，逼问：“你们的大头目藏在哪里？”她始终怒目而视，只字不吐，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搜不出人，便放火烧山。熊熊烈火呼啦啦眼看就要烧起来了。可天不绝人，突然间雷声大作，哗啦啦下起了大雨，一下子将大火浇了个灭。时至傍晚，又逢下雨，敌人无奈，便张势喊叫：“抓到一个土匪婆哟。”怏怏撤离梅山回县城。

　　陈毅从县城出来，穿着“士林布”长衫，戴着眼镜、礼帽，独自一人绕道回山。因路途不熟，也没想到敌人进山围捕，竞撞进了敌人包围圈里被发觉唬问：“你是干什么的？”陈毅机智地回答：“我原是帮你们带路的呀！”敌人督促说：“快天黑了，又下雨，回去了”。陈毅装着肚子不舒服，急需大便，钻进路旁的灌木丛中“大便”。待敌人走后，陈毅赶快回到斋坑驻地。一看，乱糟糟一片，知道出了大事。便向周围山场呼喊：“我是大老刘（陈毅的化名），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

　　喊了几遍，却没人答应。

　　他怕敌人很快又返回来，焦急地说：“难道都被敌人搞光了吗？我老刘的口音你们还听不出来？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这时，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听出首长的声音，钻出草丛，迎了上去，只见陈毅单独一人，身后周围并无他人，便招呼大家一起出来。随后，大家都从隐蔽的草莽丛中钻出来，紧紧握手拥抱，互道不幸遭遇，深感劫后重逢，也属不幸中之大幸，随即转移。

　　从第二天起，敌人又增派三个营的兵力和一些地方反动武装，拉开大网，将整个梅山地区重重包围，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日夜“搜剿”。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人员昼伏草丛，夜间转移，在梅山范围内与敌人一连周旋了二十多天，不敢动烟火，也没有干粮，只能嚼野果野菜充饥。

　　陈毅面对“日夜搜剿”、“伤病伏丛莽间”、“虑不得脱”，就在这九死一生之际，撕开衣襟，挥笔在衣服上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壮丽诗篇《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然而，在革命群众的积极掩护下，陈毅和战友们一道，终于摆脱了最残酷的一次“围剿”。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46师对游击区的进攻被迫停止，红军游击队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长征中红军的轻武器有哪些？

　　红军使用的部分轻武器

　　★步枪

　　除各种毛瑟步枪及仿制品外，红军使用过的步枪还有日本三八式和英国恩菲尔德两种。三八式6.5毫米步枪即后来所称的“三八大盖”，在当时而言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武器，1917年北洋政府陆军部通过泰平公司一次即购买过4万支，后来奉系、粤系、晋系都曾大量进口过。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1924年开始仿制，最高曾月产3000支，东三省兵工厂也有仿造。红军在创立初期即接触到这种步枪，如广州起义的主力--教导团就全部装备的是从奉军手中缴获的三八式。而西路军西征途中遇到的马步芳、马步青所部，也装备有部分新购进的三八式步枪。红军使用的恩菲尔德步枪主要是一战前后生产的MK Ⅱ或者MK Ⅲ型，采用独特的后闭锁榫及闭膛时才进入待击的设计，射速快、精度好、坚固耐用，缺点是重量较大。由于其口径是国内较少使用的7.7毫米，因此应用不象德、日式步枪那样广泛，甚至不及俄式“水连珠”步枪，主要分布在受英国殖民势力影响的长江流域，江浙和四川的地方军阀部队都有所装备。另外藏区由于与当时属英殖民地的印、巴地区相邻，英式武器输入比较方便，因此该枪使用较多。

　　★轻机枪

　　在反映长征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红军使用的轻机枪都是捷克ZB26。由于该枪闭锁可靠、更换枪管迅速，因此很快成为后来国内轻机枪的主要品种。当时使用的ZB26除了进口的外，还有大沽造船所、重庆武器修理所、广东兵器制造厂和巩县兵工厂仿造的，不过除巩厂产品外质量均较差。事实上，红军当时使用最多的轻机枪还有哈其开斯M1922/26，该枪有多种口径和供弹方式，国内进口的都是7.92毫米的，使用25发弹板供弹，枪管可以更换，该枪为导气式原理，性能可靠，缺点是重量较大，超过14公斤。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亦制造过这种枪，月产曾达20挺，1932年6月国民政府兵工署召开全国制式兵器会议，打算以其改进型为制式轻机枪，虽因抗战爆发未能实现，但也是对该枪性能的一种肯定。红军使用过的轻机枪还有“勃朗宁”、“歪把子”和路易斯机枪。“勃朗宁”即勃朗宁M1918的各种仿制和改进产品，是红军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好的一类轻机枪，产地包括美国、比利时等国。其中比利时生产的称为FN M30，它是在M1918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外形与美国原品有较大不同，口径为国内通行的7.92毫米，因此使用更加广泛。这些机枪不仅中央军中有装备，地方部队也有使用，特别是滇军，曾大量进口过比利时造勃朗宁机枪。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后，在与滇军的战斗中缴获过这种武器，而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也缴获过一定数量的美国造勃朗宁机枪。“歪把子”即日本大正11年式6.5毫米轻机枪，特点是采用漏斗供弹，该枪1920年代中期装备日军，但1924年东三省兵工厂就开始仿制，称十三年式轻机枪，1928年正式投产后改称十七年式轻机枪，月最高产量40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同中央军和西北军作战时，缴获过不少这种机枪，并在1933年初入川后粉碎“三路围攻”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11师在进攻鸡子顶的战斗中使用了10余挺“歪把子”，一下便打垮了川军刘存厚部一个团，取得竹峪关大捷。路易斯机枪又称“转盘机枪”，是一战中英军的制式装备，口径7.7毫米，采用上置的圆形弹盘，枪管外有大型铝制套筒，红二、六军团中曾有少量装备，红9军在1933年万源保卫战中也从刘湘所部手中缴到过这种武器。

　　★重机枪

　　红军使用的重机枪包括水冷和气冷两类。水冷式主要是马克沁和三十节式。除德国原产品外，红军接触较多的马克沁还有两种国外的变形，一种是英国的维克斯7.7毫米机枪，一种是俄国的索科洛夫7.62毫米机枪，前者冷却水筒表面带有横向棱槽，采用特殊的笼状枪口消焰器，后者则改用双轮式枪架并带有护盾。马克沁是旧中国最普及的制式机枪，有金陵兵工厂、广东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大沽造船所等10余个厂家仿造过，多数仿自M1899及M1908/15，结构大同小异，巩厂还仿造过俄式轮架马克沁。当时最新式的是金陵兵工厂根据M1908/15改进的24年式，特征是消焰器后的圆形遮光片，该枪投产后被迅速投入到“剿共”一线，当1935年夏内蒙德王赴北平要求政府拨发武器时，何应钦曾对他说：“现在新式机关枪都用以"剿共"，不能多拨。”国产重机枪数量仅次于马克沁的是三十节，其生产厂除汉阳外，还有上海和华阴兵工厂等，1931年时全国月产超过140挺。该枪是根据美国勃朗宁M1917测绘仿制，外形与马克沁相似，但机匣尾部是手枪式独立小握把而非立柱式双握把。进口的气冷式重机枪主要有法国哈其开斯和日本的三八式、大正三年式。哈其开斯是其中使用最多的型号，从民国初年开始进口，常见的为1914式，口径7.92毫米，特征是采用30发弹板或250发钢制弹链供弹，枪管后部有大型散热片，机匣尾部有方便操作的握环。该枪从地方军阀到中央军都有广泛装备，其1930式还一度有希望取代马克沁成为全国统一的制式重机枪。三八式、大正三年式都是哈其开斯的改进产品，日本曾利用这些武器来扶植亲日的地方实力派，因此早期使用该枪较多的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后期则包括粤系、奉系和晋系军阀，后者还分别进行了仿制，如广东兵工厂、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仿制过三八式6.5毫米重机枪，东三省兵工厂则根据三年式生产了十三年式重机枪，口径有6.5毫米和7.92毫米两种。

　　★冲锋枪和自动手枪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讲到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时，称他们“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一把马刀，还有8颗手榴弹……”。这里提到的“花机关”，是指德国MP18/28冲锋枪，正式的叫法是“白格门（伯格曼的音译）手提机枪”。1925年汉阳兵工厂率先仿制MP18，但口径改为7.63毫米，1926年上海兵工厂和金陵制造局也开始仿造，两年中共生产了6000支，广东、巩县兵工厂和大沽造船所也先后仿造此枪并有所改进，口径包括9毫米、7.65毫米和7.63毫米。由于这些武器具有木制全枪托、左侧横置弹匣的共同外形，而且枪管护套上布满圆孔，因此通常将其统称为“花机关”。 “花机关”对红军而言并不算新鲜，因为此前国内已经有比较广泛的使用。红军在长征中遇到的各路敌人中，即使是较弱的川、黔、甘、青等的地方军阀，都装备有多少不等的“花机关”，《随军西行见闻录》甚至提到少数民族武装拥有的这种武器：“彝家均有武装，有数千快枪并有少数手提机关枪，均缴自汉军……”。红军在建立根据地的作战中，已陆续缴获过部分“花机关”。如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红四军在兴国方石岭全歼敌52师韩德勤部，就缴获过20多支“花机关”。为满足部队急需，洪湖、鄂东南、闽浙赣等兵工厂都曾少量仿造过“花机关”，银坑弹药厂也用步枪弹壳改制过冲锋枪弹。中央红军在离开江西时携带的武器中，就包括271支“手花机关”和6.7万发冲锋枪弹。外国传教士R.A.勃沙特在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队伍共同生活一年之后，在1936年10月写了一本《神灵之手》，其中提到一个红军小战士，因为他出天花时留下了麻子，被战友们善意地起了一个“小机关”的绰号，意思是说他的脸像“花机关”的护套一样，这至少说明当时红军对这种武器是非常熟悉的。而德国M1932自动手枪对于长征途中的红军来说，却是一种新式武器。该枪增设了在卡尔·威斯汀格专利基础上设计的单、连发机构，使用加长的20发弹匣，因此通常称为“快慢机”或“20响”，装上木制枪套后，外形和火力都接近于冲锋枪，而在实际战斗的确也是把它当作冲锋枪来使用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记述1936年3月，红二方面军6师18团与敌万耀煌纵队在章坝附近的一次遭遇战，红军以重大牺牲为代价，缴获了8支敌人刚刚装备的“快慢机”，当时18团遇上的恰是万耀煌的指挥部，虽然万部并非嫡系，但按当时国内军队指挥机关的惯例，其卫队还是配备了相当数量的M1932之类的速射武器。不过18团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武器，在石阡以西突破敌人封锁线、歼敌23师一个营时，就缴获过一支“快慢机”，时任师政委的廖汉生将军在回忆录中谈到：“过去我们的驳壳枪都是打单发的，这次缴的20响驳壳枪既可以打单发又可以打连发，手指头勾住扳机不松，哗哗哗……20发子弹全打出去，象机关枪一样。这是我们部队第一次缴到20响驳壳枪，郭鹏师长高兴得爱不释手，于是成均团长、余秋里政委把这支枪送给了郭师长。” 在各次战斗中缴获的“快慢机”实际上成为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装备之一，在娄山关、大渡河、泸定桥等一系列战斗中，突击队员们依靠其炽烈火力，一再成功将红军带出了绝境。装备最多的当属红四方面军，长征中在和胡宗南部的战斗中曾有多次缴获，这些武器后来在西路军的倪家营子、石窝等一系列悲壮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时任红30军代理军长的程世才回忆：1937年4月，在走出祁连山后，发生了西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白墩血战，当时西路军余部被两个旅的马家军骑兵分割包围，当敌人马队已冲到30米内的危急关头，程世才和警卫员硬是凭借7支“快慢机”的火力，从1700名敌骑的两路包抄中杀开一条血路，最终带着最后的近500人突出重围。

　　★手榴弹

　　手榴弹是红军的重要装备之一，也是除大刀、梭镖和复装子弹外，红军唯一能大量制造和装备的武器。中央红军出发时共携带76526枚，几乎达到人手一枚。红军常用的手榴弹有两种--木柄手榴弹和麻尾手榴弹。当时的木柄手榴弹有巩造、汉造、晋造、宁造等式样。巩造仿自德国M1924式，但改用铸铁弹体和钾梯炸药，晋造、汉造、宁造构造与巩造相近，个别尺寸有所不同，其中晋造按体型大小又分为若干号。虽然1934年根据地兵工厂便能制造木柄手榴弹，但因为制造要求和成本较高，所以红军使用的木柄弹几乎全为缴获，自行生产的全部是无柄的麻尾手榴弹。麻尾手榴弹国内同样使用较早，北伐时曾大规模使用，上海、金陵等兵工厂也短期生产过，广西炸弹厂一直生产到1936年，主要供给地方军阀部队，因此长征中红军的对手也常常使用这种武器。红军生产的麻尾弹没有统一的型号，各根据地自行组织生产，但都采用铸造弹壳，弹壳外形有蛋形、梨形及瓶形等，大小不一，外表一般铸有纵横沟槽，有的制造精细的还铸有镰刀斧头图案及标语口号。弹壳较大的一端装有撞针、撞针簧、碰火等组成的碰发机构，撞针平时靠保险销或铁皮制成的保险片固定，另一端一般铸有或焊有圆环，拴有一条长近半米的麻、棕或皮条制成的绳辫，“麻尾”之名即来于此。使用时的方法类似于投石带，用手握住绳辫末端，抡圆后甩出，近距离时直接手握弹体投出，弹体在空中飞行时绳辫拖在后面，确保弹体前端着地发火。红军制造的麻尾弹除铸铁壳外，还有大量的铜铸弹壳，原因是铜的熔点稍低，便于铸造，而且其材料以铜钱为主，来源广泛，再者就是铜质软，手工即可加工弹壳口部的螺纹。长征中，红四方面军的随军修械所一直坚持生产这种手榴弹，供给部队需要，西路军即使在倪家营子被围的艰苦环境中仍没有停止生产。但麻尾弹携带不便，特别是性能比较落后，由于引信部分外露，容易受潮和发生意外，而且其发火方式很不可靠，落在水中及软地上即不能正常起爆，也不能在空中爆炸，因此长征结束后逐渐停止了使用。长征中使用手榴弹最多的一仗便是夺取腊子口。腊子口是红军遇到的最难攻克的天险要隘，宽仅丈余，敌人在隘口内设有机枪工事，以交叉火力封锁隘口，并在山腰上布置一连守兵，见红军进攻，便向下猛掷手榴弹。红军进攻一天一夜均未得手，伤亡很大。1936年发表的杨定华所写《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这样描述战后战场情景：“……隘口周围五十米内单不爆炸之手榴弹就有一两百个，树木则被炸成残灰……”。红军最后赢得战斗胜利的法宝也是手榴弹，红2师师长陈光亲率17名战士，夜间从左翼攀登上山，然后迂回到右翼山上敌人据点，以手榴弹进行猛攻，守敌相继败走，隘口内的敌人怕被包围也随即撤退，红军遂乘胜占领腊子口。